年过九旬，他们依然关心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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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祖籍江苏武进遥观（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重启改革议程》等。

“ 世界各国都需要创新。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促进社会制度、规则现代化的任务更重要、更紧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创新。除了我们这些“90 后”，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推动社会创新。我们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资中筠

资中筠，1930年6月22日生，祖籍湖南耒阳，出生于上海，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自选集》《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等。“ 我本一介书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没有什么值得传世的事迹。但是，我所经历的时代却是大起大落，常有惊天动地之事，个人命运也随之沉浮。
……

实际上我退休以后从生活到思想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谚云“人生自四十始”，我却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来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课题”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颐养天年。有书有琴，怡然自得。但是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个物欲横流、战火纷飞、杀戮手段日益升级，人性中“恶”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上，人类将伊于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如鲠在喉，不得不发出声音。”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等。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著有《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人文与民主》《余英时回忆录》等。“ 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叶嘉莹

叶嘉莹，1924年7月2日生于北京，号迦陵，土默特蒙古后裔，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 我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把自己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一个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传给后世。”

江  平

江平，1930年12月28日出生，浙江宁波人，法学家。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著有《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论》《罗马法基础》《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等。
“ 江平九十岁诞辰（虚岁），众多先生的友人、弟子等相聚在北京京仪宾馆，庆贺先生诞辰。据悉，江平先生在现场发表了三点感想（大意）：一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二是只向真理低头。三是法治天下。法治高于改革。若改革无力，法治则为底线。”

厉以宁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仪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厉以宁因其在上世纪80年代较早提出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股份制改造的构想，而被经济学界冠以“厉股份”的绰号。“ 权力加无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李泽厚

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80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 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们用什么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捧中国或骂中国，我们都只管面对事实负责任地思考。我的口头禅是我只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许倬云

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著有《万古江河》 《心路历程》《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许渊冲

许渊冲，生于1921年4月18日，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第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毕生致力于翻译工作，翻译出版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莎士比亚选集》《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中、英、法文学作品一百二十余部。“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真理可知，但未必是。”

王鼎钧

王鼎钧，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1978年赴美，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销行极广，至今不衰。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聂华苓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逃到台湾，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后赴美与丈夫Paul 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 白先勇、林怀民、莫言等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著有《桑青与桃红》《梦谷集》《百花文集》（翻译集）等。“ 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著有《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杨 苡

杨苡，1919年9月12日生于天津，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而且当然是说真话，不用假话骗人，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

何兆武

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岳阳，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来源：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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